王 鸿 ｜ 近代中国思想中的“组织”观念

摘  要

“组织”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从晚清延续至五四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基本定型。晚清思想界出现的“组织”观念兼具社会学和生物学的内涵，反映了彼时中国人寻求摆脱“一盘散沙”社会状态的时代关切。五四运动后，“组织”观念受到知识分子更为广泛而深入的关注。一方面，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热议的“小组织”方案代表了自下而上进行社会改造的尝试。另一方面，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对于“组织”观念的阐释被上升到理论探讨的层次，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围绕“组织”与“自由”“强权”等观念的关系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论战。在这场思想论战之后，五四知识分子逐渐由理想走向现实，重新正视晚清以来中国便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历史时局。于此历史转折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观念因应和时局而迅速崛起，预示着一个崭新的“组织时代”已悄然来临。

作者简介

王 鸿，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3年第7期

目录

一、晚清的“组织”观念

二、“小组织”与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

三、“组织时代”的来临

结 语

在近代中国的革命历程中，“组织”是一个核心观念。组织能力的强弱，是不同政党在革命进程中走向不同命运的关键因素。中国共产党的崛起与走向胜利的过程，其突出的特征之一便是对于组织能力的重视。不过，“组织”虽然如此重要，但“组织”观念的形成过程却并没有得到严肃对待。事实上，在诸多关于近代中国国民性问题的研究中，恰恰是组织能力的薄弱构成了近代中国人的群相，“一盘散沙”的比喻便是其经典性论述。问题在于，近代中国社会从“一盘散沙”到组织严密的转变经历了怎样的思想探索过程？“组织”观念是在什么样的思想史脉络中进入近代中国？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观念又是如何成型的？这些问题提示我们有必要在政治史或制度史的视野之外，拓展研究视野，严肃看待“组织”观念的生成与演变过程。基于此，本文将围绕“组织”观念，追溯其在晚清时期由日本、西方输入中国的思想史脉络，并探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于“小组织”等问题的思想争论，最后则梳理中国共产党“组织”观念兴起过程中发生的思想论战。

有必要说明的是，本文之所以从晚清时期开始展开对“组织”观念的溯源，一方面固然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图景与脉络相关，另一方面也是从中国近代思想史视野探究党史核心观念的一种研究尝试。20世纪20年代迅速崛起的“组织”观念仍然处于清末以来思想变局的延长线上，构成了近代中国人不断进行思想探索的关键环节，从而此种往前追溯的研究视野也更有助于凸显其所呈现的历史转折意义。另外，本文虽然涉及清末以来的政治实践，但主要处理的是基于观念和思想层面的议题，因而对于相关政治实践历程中所呈现的组织形态的演变不做具体梳理。对于“组织”这样一个涉及面向颇广、对历史进程影响既深且巨的观念，本文的目的不在于面面俱到，而是试图从一个相对长的历史时段，清晰展现其在近代中国的形成过程。

一、晚清的“组织”观念

“组织”一词虽然古已有之，但却是在晚清之后才逐渐确立其现代内涵。在传统中国，“组织”大致上指称的是经纬交织、织作布帛，有纺织之义，由此衍生的内涵则为诗文的造句构辞，以及安排、整顿、构陷或罗织等词意。现代意义上的“组织”一词，来自近代日本的西学译介。明治初期，日本人以“组织”（soshiki）一词翻译英文的Tissue，指称的是身体构造成分，以及生物学意义上的组织学（Histology）；随后又以之翻译Organization，指称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系统性集合体，具有名词和动词两重词性。若以美籍传教士平文（J. C. Hepburn）编纂的《和英语林集成》来看，这两种含义大致形成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

晚清中国人最早了解的“组织”新义，乃是其生物学含义。晚清时期曾游历日本的傅云龙在日记中记载，他在光绪十三年（1887）参观日本医学校时，便发现日本人是在不一样的内涵上使用“组织”一词，特别提到“组织云者，显极微物之谓，如以镜视脏腑虫于玻璃瓶之类”。康有为编纂的《日本书目志》（1898年）则在“生理门”一栏中提到了“组织学”，以之作为“解剖学”的同义名词，并将之与药物学、卫生学、病理学、霉菌学等并置在一起，显然指称的是近代生物学意义上的相关内涵。而且，作为一本目录书，他还提到田口和美编订的《人体组织揽要》与石川清忠翻译的《须氏组织新论》等著作。游学日本的吴汝纶，在1902年的日记中也提及日本新式的“组织学”，指出：“凡人物身体之构造，骨骼之结合，研其效用，谓之组织学。”另外，1903年《湖北学生界》上的《细胞分生》一文，则在生物学意义上区分了“分生组织”“永存组织”“表皮组织”“柔组织”与“纤维组织”等。到了1908年，作新社编著的《东中大辞典》便特别指出“组织”对应的乃是英文的Tissue一词，其含义为“许多细胞相集，而以细胞膜互相合者是也”，并指出其有“扁平组织及柔组织”“纺锤组织”“厚角组织”“厚膜组织”等种类划分。

至于“组织”的社会学含义，大致在上世纪初期，随着留日学生逐渐增多后开始进入中国。1901年《译书汇编》上的《各国国民公私权考》一文在阐述国家与国民之关系时，提到“组织”一词，特别指出其为“连合成立之意”。1903年《申报》上则有作者指出当时一些好用新名词之士以“组织”指称“经营”之意。同年，四川的《启蒙通俗报》上一篇关于新名词的文章，则以批判性的文辞指出当时部分读书人热衷日本新名词的现象，并在当时流行的大量新名词中，点明“组织”一词有“联络”“比校”与“经营”等内涵。另外，当时《新民丛报》上则有“教会的组织”“产业的组织”“政治的组织”等用法。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组织”，构成了当时人解释正在兴起的“社会”与“国家”观念的关键词。在1902年，《大公报》上便有人指出：“今夫社会也者，合千万人群所团结而起；国家也者，聚千万社会所组织而成。”在1906年，《申报》上则有“中国者，合四百兆人民组织而成焉者也”的说法。

无论是“组织”的生物学层面的内涵，还是其社会学层面的内涵，均不同于其传统内涵。若以近代日本大量输入中国的“二字词”来看，“组织”乃是属于“同形异义”的类别，虽是中国传统本有，但显然被赋予了新含义。1903年《申报》的《蜀学文告》一文将“组织”与“思想”“国民”“发达”“脑力”“代表”“目的”等词汇放置在一起，认为“中西文字繁简不同，译西书者，但求达彼之意，故所用文字时有别异”。1904年的《学务纲要》也指出“组织”与“牺牲”“社会”“影响”“机关”“冲突”“运动”等来自日本的词汇一样，“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当时人甚至还嘲笑端方在批改课卷时，一面用“组织”与“思想”等新名词，一面又批判新名词。在新旧词汇交际之时，像“组织”这样中国本有而又被赋予新内涵的词汇，其造成困扰，显然是旧义与新义递嬗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不过，对于“组织”这样的晚清新观念的理解，若是仅仅聚焦于词义的变迁，还远远不够。观念的兴起，不仅反映了词义的演变，还象征着不同时代人们关切的议题的演变。特别是像“组织”这样既有生物学内涵又有社会学内涵的观念，在晚清那个社会进化论大为流行的时代，显然有着别样的内涵。事实上，社会进化论的重要面向之一便在于以生物学介入社会学，“组织”则构成了这种思想面向的核心观念之一。1902年章太炎翻译的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一书，便多次使用了“组织”一词。在章太炎的翻译中，社会的发展如同一个“浑沦之卵乍为雏鸡”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变其组织部分之简单者而为复杂”的过程。能否在生存竞争不断加剧的社会演变中，不断增强“组织”能力，构成了一个社会能否免于自然淘汰的关键所在。用该书中的话来说，“有人群而无组织，不可言社会”。在数个社会产生竞争时，只有最擅长于实现社会内部团结的群体，才能获得胜利。在分析社会有机论时，该书则将社会的演变与“生理学”的原则联系在一起，强调“组织躯体者”为“肌骨血脉”，“组织社会”的则是“个人”。在这种组织关系中，个人犹如“肌骨血脉”不断发生着新陈代谢，只有作为全体的社会才能永续存在。

除了章太炎翻译的《社会学》外，严复翻译的诸多社会学著作也涉及到“组织”观念。不过，在1903年出版的《群学肄言》中，严复乃是以“部勒”一词来对应日本再造的“组织”一词，并在“部勒”一词后特别指出“东学称‘组织’”，强调在西方社会学的界定中，“民聚而有所部勒、祈向者，曰社会”。在1906年出版的《政治讲义》中，严复则将“组织”与“部勒”并用，认为西方社会不仅在国家与朝廷层面有“组织部勒”，而且“下至一乡一邑之中，一旅一城之内，一银号一兵船”，莫不有“组织部勒”。他还明确指出西方人的用语为Organization，认为其意义为“取无机之体而与之以机,即无官之品而赋之以官”。在这里，所谓的“组织”或“部勒”显然构成了作为有机体的社会能否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获得最后胜利的关键所在。用他的话来说，一个社会有了“组织部勒”之后，“其物其众有生命形气之可言，内之有以自立，外之有以御侮”。

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晚清大量新名词的命运一样，严复试图用来替代“组织”的“部勒”一词最终并没有得到流行。不过，关键的不是词汇本身，而是词汇所反映的时代关切。无论是章太炎，还是严复，他们通过翻译社会学著作阐释的“组织”或“部勒”，与同时代出现的“合群”“有机”“无机”“团体”“病体”等词汇一样，都反映了一种对于社会的新的理解方式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这种新的理解方式，一方面建立在一种结合了生物学与社会学的新知识之中，另一方面则建立在他们对于严峻时局的直接观感上。持续不断的列强入侵，使他们很容易将中国的命运与生物体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如果生物体的命运取决于其内部组织的构造程度，那么中国的命运同样建立在社会内部“组织”严密与否的基础之上。就此而论，1907年《中国新报》上便有文章指出：“今日中国所以救亡之道，诚莫亟于建设一文明的组织之国家，以弥内力而御外侮矣。”

不幸的是，在救亡日亟的时局下，晚清中国的组织能力显然极其薄弱。1906年，《申报》上便有文章指出，与当时人认为组织能力最强的英国相比较，中国的情况显然是相形见绌：“上之不能组织国家，成一法治国之制度；下之又不能组织地方自治团体，以守共同之规则。”用晚清时期颇为流行的比喻来说，当时中国社会的组织状况乃是“一盘散沙”的情形。1902年，梁启超在面对留学生群体时，便直言“外人之诮我中国也，曰滩边乱石，曰一盘散沙”。1903年，他在分析中国人之国民品格时，更是不无感慨地指出“中国者，一凌乱无法之国也；中人者，一放荡无纪之国民也”，社会内部的各项事业，无不“如散沙、如乱丝”般纷杂芜乱。同年出版的《湖北学生界》上有人也同样指出：“外人之诋中国也，曰中国人无公共心，如滩头乱石、一盘散沙，故无论商战、兵战，一遇外人，即如汤沃雪，不能稍存。”到了1907年，《大同报》上甚至有人指出当时的中国人还不如“一盘散沙”，乃是一种“瓦斯体”，“无凝聚力而反生斥力”，以致往往引发同室操戈的局面。

至于造成这种“一盘散沙”社会局面的原因则是多样的：有人认为是中国人民智与民德薄弱，以致养成一种“任性自由之习”；有人认为是由于政治专制导致民众组织能力退化，所谓“上以专制之苛政以压抑人民，而人民始不得不应以狡诈以遁于法外”；还有人认为是异族的压制导致民族整体组织能力薄弱。原因虽然多元，其结果则相对单一，即中国人的组织能力薄弱，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况。

如果说兼具生物学和社会学内涵的“组织”观念的兴起，反映了晚清中国人试图赋予社会一种类似生物体的有机体性质，那么“一盘散沙”的比喻则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社会远不具有这种理想中的有机体性质，而是一种四分五裂的无机体性质。就此而言，虽然晚清中国人引入了“组织”这个观念，但是却面临着中国社会“无组织”的现实。与晚清出现的“无国”“无民”的指责一样，这不是说中国社会在事实上呈现的是一种毫无组织的状态，而是指中国社会的组织既是一种不符合新时势要求的“组织”，也是一种不符合新的社会学或生物学标准的“组织”。如何实现名实合一，让中国不仅有“组织”之名，而且有“组织”之实，成了当时中国人不得不探索的问题。

在这个方面，晚清知识分子的探索基本是围绕着国家建设展开的。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中便主张从国家层面的整体利益出发，建立一种“强制的组织”，认为这乃是弱者改善境遇的利器，可以调和残酷的生存竞争，保障个人的自由。如其所言，“强制的组织，无论对于社会，对于个人，皆不可须臾离也”。至于革命派则是试图通过民族性的黏合，改变中国一盘散沙的状态，形成以汉民族为中心的有组织力的社会。如汪精卫所言：“欲汉人之团结，无他道，民族主义而已。”另外，清廷推动的立宪运动，则在实质的层面促成了地方政治组织的兴起。不过，随着立宪与革命的思想论战逐渐由言论走向实际运动，大部分知识分子集中于上层的制度建设和权力斗争，使当时人对于“组织”问题的探讨也在混乱的时局影响下戛然而止。真正让“组织”观念广泛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乃是在五四学生运动之后。

二、“小组织”与五四时期的

社会改造

罗家伦在1920年5月回顾五四学生运动一年来所促成的社会变化时指出：“五四以前的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是天机活泼的、动的中国。‘五四运动’的功劳就在使中国‘动’。”五四学生运动搅动了原本波澜不惊的中国社会，让中国社会“动”起来，促使知识分子群体趋于社会改造。正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敏锐的知识分子明确意识到中国社会所呈现的“无组织”的状况，开始深入思考“组织”的重要性。以当时的青年学生傅斯年来看，在1919年2月出版的《新潮》上他还在感叹中国只有“散沙一盘”的“群众”，中国社会不是一个有着“密细的组织、健全的活动力”的“有机体的社会”。在五四学生运动之后，他则明确指出：“无中生有的去替中国造有组织的社会，是青年的第一事业。”除了傅斯年外，1919年6月，后来被视为国民党重要理论家之一的戴季陶在《星期评论》的创刊号上也大谈中国人的“组织能力”问题，称之为“创造的真力量”，认为如果没有这“组织能力”，既不能“救国”，也无法“做人”。在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也不无惋惜地指出，中国社会乃是一个“没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在那个大谈“组织”的时代，正如随后《少年中国》上有人一针见血指出的：“国人能力远逊于欧美，其最大原因实由于无‘组织力’。”

就此而言，五四知识分子与晚清知识分子一样，都面临着将中国由“无组织”变为“有组织”的时代任务。相比于晚清知识分子聚焦于上层的国家制度建设，身处社会改造浪潮中的五四知识分子则主要是眼光向下，从社会层面的“小组织”建设出发去探求完成这一时代任务的方案。所谓的“小组织”，乃是当时知识分子受到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新村”构想的启发，提出的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改造方案。“小组织”最早由左舜生提议，他于1919年7月2日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发表了《小组织的提倡》一文。在该文中，左舜生认为当时青年人的家庭生活乃是“一种无意义的机械生活，是消磨志气的生活”，是“极不自然的”，亟待重新改造。针对这种状况，他认为“小组织”可以为实现社会改造提供一种实验性方案。在他看来，“理想上的‘小组织’是由少数同志组织的一种学术事业生活的共同集合体”。这种“小组织”与“大组织”之间乃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大组织是我们的大本营，‘小组织’是我们的教练所。经过这种‘小组织’的训练，然后可以做大组织中的健全分子。”此处“大组织”指向的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整体社会状况，左舜生的构想则是由小至大，认为“小组织”是改造“大组织”的起点，可以为实现社会的整体改造提供一个着手点。

左舜生的提议得到了诸多回应，在其文章发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便登载了多篇文章从各个角度讨论这个提议。其一，王光祈发表《与左学训书——讨论小组织问题》一文，认为左舜生倡议的“小组织”的实践地点应该是在农村，并强调这可为当时的社会改造提供一条从农村出发的道路。用他的话来说，“我们奋斗的地盘不在都市，而在农村”。其二，黄蔼女士指出“小组织”的提议应该“先从或同时解决妇女问题”，否则没有成功的希望。其三，李贵诚在《新生活的雏形》一文中针对“小组织”的人员构成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小组织”的成员挑选虽然“愈严愈妙”，但是“对于那些有志解放、又不能即刻离开家庭社会的，不妨从宽些”。在他看来，“宽虽有弊，总比没有好；严的作事多，收效速；宽的作事少，收效迟；目的同，方法异”。其四，茅盾指出“小组织”的核心精神是“互助”，实则是“根据大同思想的新生活”，是托尔斯泰所谓的“农人生活”。其五，夏汝诚聚焦于“小组织”与外部的“恶社会”之间的关系，认为一方面应该建立“小组织”，另一方面也应该派几个“健将”去与“恶社会”血战，这样可以内外兼备，从而才有改良社会的希望。其六，叶圣陶发表《人的生活》一文，指出所谓的“小组织”实际上指的是“人的组织”。在“小组织”中的各个人，过的乃是“人的生活”，需要遵循“共同生活”的准则，都要“各尽所能”，一面工作，一面求学。

通观这些关于“小组织”的讨论，虽然他们所聚焦的面向各有不同，但就总体而言，“小组织”提供了一种自下而上、由微而著重组和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用宗白华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的相关论述来看，“小组织”实际上反映了青年学生群体试图通过“学理研究”的方式创造一种“最良善的社会组织”，以之为“旧社会改革的标本”。他们希望通过著书印报的方式，宣传这种“组织方法”，促使“旧社会觉悟欣羡”，从而“自图仿效”。就此而言，宗白华指出应在脱离了城市的山林社会创造出“小组织”，奠定“一个新中国的基础”，从而实现中国社会的整体改造。

1919年8月8日，针对“小组织”问题所引发的热烈讨论，《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特别另辟“新生活商榷”一栏，以延续此前的讨论。在随后的讨论中，对于“小组织”问题的讨论，基本上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新进展：（1）在“小组织”与当时盛行的“新村”构想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寻求成立一种以救世为目的的新村组织，甚至强调要“把国家变成一个大新村”，从而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2）关于“小组织”的名称问题，有人主张以“新组织”之名称进行替换，认为“小”的范围太狭，而所谓的“新村”则不适宜在城市进行；（3）“小组织”中男女关系应该以“平等”和“互助”为指导精神，认为“新生活的组织，不当以男子为主体，应当为男女共同的生活”；（4）“小组织”的成员应该以“劳农”和“劳工”两界为主；（5）由侧重于乡村生活的“小组织”转向城市生活的“小组织”，即“工读互助团”。

《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关于“小组织”的这些讨论，在当时受到较多关注。这一方面是由于“小组织”的方案应和了社会改造的时代主题，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倡议“小组织”的左舜生、王光祈与宗白华等人在当时都是十分活跃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在《少年中国》《少年世界》《新青年》等报刊上展开相关讨论，而且还由言论转向实践，积极推动“小组织”的落地生根。在这方面，王光祈所倡导的“工读互助团”十分值得关注。如果说左舜生最初倡导的“小组织”侧重于在乡村建立一个改造中国社会的试验点，那么王光祈的“工读互助团”则是城市中的“小组织”，构建的是一种“城市中的新生活”。 “工读互助团”的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具体言之，他们规定团员每日在接受教育之余，必须工作，实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至于工作的种类，则包括石印、洗衣服、制浆糊、印信笺、贩卖商品、装订书报、制墨汁等。作为发起人的王光祈希望“组织的范围愈小愈好，而组织团体愈多愈好”，并认为通过“小团体大联合”的方式，由点及面，可以逐渐改造中国社会。

无论是对于“小组织”的倡议，还是对于“小组织”的变相形式—— “工读互助团”的推广，都在当时引发了新文化运动中心人物的关注。一方面，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与高一涵等均位列倡议和资助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行列；另一方面，“小组织”这种由微而著的社会改造方案在当时也触发了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改造的另类思考。陈独秀在1919年12月发表的《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便大力称赞“小组织”，认为各种各样的“小组织”构成了“民治的基础”，主张“凡是笼统空洞没有小组织做基础的大组织，等于没有组织”。蔡元培在1920年1月发表的文章中勉励倡议“工读互助团”的少年中国学会，认为“工学互助团是从小团体脚踏实地的做起，要是这种小团体一处一处的布满了，青年求学的问题便可解决；要是感动了全国各团体都照这样做起，全中国的最重大问题也可解决；要是与世界各团体联合起来，统统一致了，那就世界最重大问题也统统解决了”。另外，李大钊在当时也发表了《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一文，强调要打破从前支配社会的“纵的组织”，认为其乃是一种“分上下阶级竖立系统的组织”；而未来支配社会的“横的组织”则是“打破上下阶级为平等联合的组织”，它建立在“各种民众的自治联合”的基础上，个性得以自由，人人得以平等。

除了这些处于时代中心的人物，“工读互助团”的倡议还吸引了当时全国各地关注社会改造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目光。继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之后，上海、武汉、南京、天津与广州等地迅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工读互助团，施存统、张国焘与恽代英等后来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当时都积极参与其中。与北京工读互助团一样，各地工读互助团也都强调其宗旨在于工作与求学的结合。上海工读互助团的章程指出“本团以实行半工半读、互助协助为宗旨”。武昌工学互助团在其“组织大纲”中，也强调其宗旨在于“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学”。工读互助团的兴起，一方面为在“解放”“家庭革命”等口号召唤下走出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继续求学与生活的路径；另一方面也寄托了他们对于社会组织未来形式的想象。上海工读互助团便明确指出其希望通过“工读互助团”的实践，“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实现教育与职业、学问与生计的合一，解除旧社会在经济上、意志上的种种束缚。

不过，当“工读互助团”由言论走向实践之际，那种期待由“小组织”出发逐渐改造“大组织”的愿望却并未实现。一方面，关于“小组织”的探讨逐渐呈现出一种论述上的乏力，即使是最初发起这场讨论的《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到了1919年12月份之后也基本上停止了相关内容的探讨。另一方面，作为“小组织”的变相形式的“工读互助团”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后，曾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与南京等地颇为流行的“工读互助团”便迅速沉寂了下去。

关于“工读互助团”的探讨当然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就其与“小组织”的联系来看，“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昭示了由“小组织”出发改造“大组织”方案的失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种由小至大的改造方案的理想太高远，而在于“小组织”自身的散漫性。在一篇反思工读互助团失败原因的文章中，作者直接指出：“吾们中国人，向来没有三人以上的团体，你偏要去‘代大匠斫’，硬捉天南地北面不相识的人，团在一起，又是绝对自由，又是绝对平等，谁也不能管谁，所以一部分人，不肯努力工作，便没有法子想。”事实上，在五四那个大谈“自由”“平等”与“互助”的时代，“工读互助团”也基本上承袭了这些时代精神，对于组织成员和组织纪律基本不做过多的要求。王光祈在倡导“工读互助团”的宣言中，虽然指出“自愿退出团体”者需要提出“理由书”，但在“评议会”通过后，便“得听其自由退出”。上海、武昌等地的工学互助团的组织大纲也都指出“团员得自由退出团体，惟须提出理由书”。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刊登的某一不具名的“互助俱乐部”的宣言中，更是直言“部里的组织一律平等”，“出部、入部皆任个人自由，他人绝对不加干涉”。就此而言，以“一盘散沙”的“小组织”改造“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其结果便是“小组织”在内部的经济、管理和人员构成的多重矛盾中分崩离析。

当然，这并不是说此前没有人注意到“小组织”的散漫性问题。早在1919年8月18日，最早倡议“小组织”的左舜生便特别作了一篇《再论〈小组织〉》的文章，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小组织”的人员构成。他回顾清末以来的“改革事业”之所以一路坎坷，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从事改革的分子缺少‘持久性’，容易‘软化’，不‘倔强’到底”。在他看来，晚清以来出风头的“志士”，“上等的是凭着几条骗人的党纲，下等的就只加入个有名无义的团体来打劫”，其结果便是“改革事业”的不断顿挫与“革命志士”的不断堕落。他认为“小组织”有必要一改过往的这些弊病，一方面成员需要进行“精神修养”上的培育，另一方面则要在成员之间进行一种以社会道德为标准的“精神制裁”。左舜生的提议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切中了“小组织”的弊病，但在那个热情高涨的年代，他的这些提议却并没有被稍后兴起的工读互助团所重视和采用。

就此而言，如果说像工读互助团这样的“小组织”无法解决中国社会改造过程中的组织问题，那么是否还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转向五四时期出现的关于“组织”观念的思想论争。

三、“组织时代”的来临

五四运动后，“组织”观念受到知识分子广泛而深入的关注。一方面，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热议的“小组织”方案代表了自下而上进行社会改造的尝试；另一方面，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对于“组织”观念的阐释被上升到理论探讨的层次。关于“组织”观念的理论探讨，在当时大致形成了三种思想光谱：其一是信奉克鲁泡特金学说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试图建立以“自由”“互助”为指导思想的社会组织；其二是虚无主义者，他们强烈批判“组织”的存在，试图建立一个“无组织”的社会；其三是“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者，他们试图建立一种有着严格纪律性的“组织”，以全面改造“一盘散沙”的社会。以下将就这三种思想光谱展开具体分析。

近代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对于“组织”问题的探讨由来已久，早在晚清时期的《天义》《新世纪》等报刊上，我们便可以看到他们对于“组织”问题的独到认识。《新世纪》上李石曾面对当时的革命与立宪之争，便指出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在于建立一种“自由协合组织”，而非所谓的“共和新政府”。 《天义》在叙述克鲁泡特金的学说时，也指出“实行革命，破坏现今之组织”之后，可以建立一个“悉以互相扶助之感情为共同生产之组织”，也即是“自由结合之社会”。不过，在晚清高涨的国族主义笼罩下，这些无政府主义的言论虽然也引起了一些关注，但却并未触发更广泛的讨论。到了五四时期，随着蔡元培、李石曾与吴稚晖等在晚清时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渐居知识界的权力中心，他们对于“组织”问题的主张也因应和时局而逐渐传播开来，受到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事实上，在前述关于“小组织”的争议中，我们便可以看到其背后浓郁的无政府主义色彩。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旧有的社会组织乃是社会中一切不幸的渊薮，主张推翻旧有的组织。他们所主张的替代性方案，乃是一种以“自由”“互助”等精神为原则的新式社会组织，其对立面则是以“强权”为核心原则的旧式社会组织。

就虚无主义者的主张来看，虽然他们基本上靠近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光谱一侧，但更加强烈地批判“组织”的存在，主张建立一个“无组织”的社会。在这方面，朱谦之的论述颇具代表性。面对无政府主义者对于“组织”的主张，他在1920年2月投书《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明确指出“我是反对一切的组织而主张虚无”。至于反对“组织”的理由，用他的话来说，其一因为“组织只是名”，其二因为“组织只是力”。就前者而言，他认为一方面“组织是虚伪的，不是自然的”，另一方面“组织是抽象的，不是实体的”。简言之，“组织”是“非真实”的，无法像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的那样通过建立一种基于“自由”“互助”原则的“组织”而“自由发展个人”。他认为就社会进化的过程而言，由“大组织”至于“无组织”，乃是一种合乎进化的自然趋势。就反对“组织”的第二个理由而言，他认为“组织”与“力”有着紧密的关联：“组织之有，力为之维系也，舍力即无所谓组织，舍组织亦无所谓力。”在他看来，“力即强权”，他之所以要“根本废弃组织”，便是要“根本废弃强权”。需要指出的是，朱谦之的这种认识并非只是他个人的见解，《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在1920年8月便刊登了一组无政府主义者内部争论的文章，其中杜冰坡基本上与朱谦之持有同样的看法。他直言自己是“无组织的赞成者”，认为“组织就是强权，强权就是政府；强权本没有自性，不过隐伏在组织里面”。

最后，就“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者来看，他们大致上短暂认同过五四运动之后无政府主义的“组织”理念，特别是“小组织”的主张。但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就明确意识到那种试图自下而上进行社会改造的“小组织”方案的不切实际，继而强烈意识到只有建立一种有着严格纪律性的“组织”才能够真正改变“一盘散沙”的社会现状，从而在内外危机之下力挽狂澜。蔡和森在1920年5月便以当时“专以办文化运动为事”的少年中国学会为对照，建议毛泽东等人参加的新民学会应该在基本的办报、出杂志之外“更进一步”，注重“根本上的组织和训练”。随后，他主张在各项事业之中“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在他看来，“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除了蔡和森外，曾经名列北京工读互助团发起人行列的李大钊在1921年3月提及五四学生运动后学生团体溃不成军的事实，认为最大的问题乃是学生群体“团体的训练不大充足”，以致组建的“小团体”往往变成纸上谈兵的“章程运动”。针对此种状况，他明确指出应该“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另外，在1921年5月，曾亲自参与过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施存统也直言无政府主义的手段过于幼稚，认为他们“不能‘自由组织’，而硬要实行‘自由组织’；不能‘自由联合’，而硬要实行‘自由联合’”。在他看来，“人们底组织能力，不是一天养成的，是要在团体中习练成功的”。只有由“少数有觉悟、有训练、有组织的无产者”进行“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多数无自觉、无训练、无组织的无产者”才能建立一种“强固的生产者团体”，以“从事社会主义的生产”。

就以上三种思想光谱来看，虚无主义者的主张虽然具有强烈批判性，但显然陈义过高，在当时未能形成广泛的影响力。真正在当时引发广泛关注的，则是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思想论争。虽然在既有的研究中这场论战已经得到了较多探讨，但其中关于“组织”问题的争议仍然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分析。以1921年陈独秀和区声白的论战来看，“组织”问题便构成了他们争论的焦点之一。区声白明确指出：“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是自由组织的，人人都可自由加入，自由退出。”在他看来，无政府主义所界定的社会组织原则乃是建立在“自由契约”的基础之上，“是共同订定的、愿意的、自由的，不是强迫的”。他相信，“个人与个人间既以自由契约集合而成小团体，团体与团体间也是以自由契约集合而成更大的团体”。针对区声白的说法，陈独秀进行了批驳。在陈独秀看来，倡导基于“自由契约”建立的团体组织，无异于痴人说梦。他指出：“我们的社会乃由许多生产团体结合而成，一团体内各人有各人的意见，人人同意已不易得；一社会内各团有各团的意见，人人同意更是绝对没有的事。一团内意见不同的分子还可以说自由退出，我不知道一社会内意见不同的分子或一团体，有何方法可以自由退出？”就此而言，陈独秀明确指出，若是像无政府主义者那样“常常固执个人或小团体的绝对自由，自由退出，自由加入，东挪西变”，那么所形成的组织也就“仍是一堆散沙”。

陈独秀和区声白二人针对的主要是无政府主义的“组织”问题，而在同时期出现的其他相关争论涉及的面向则要更为广泛，论述上也更趋于剑拔弩张。以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来看，他们在倡导建立以“自由”“互助”为原则的社会组织的同时，也进一步抨击当时传入中国的俄国式“组织”观念。在一篇题为《我们反对“布尔札维克”》的文章中，作者直接声称“布尔札维克党无所不用其强权手段，束缚人民的自由”。在作者看来，“强权”应该是被唾弃的东西，强调“我们不承认资本家的强权，我们不承认政治家的强权，我们一样的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此外，郑太朴称“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与中国的国民性不能容”，因为“中国底历史，向来是无政府的历史”，无法组织强有力的机关进行直接统治。黄凌霜也声称“把俄国式的苏维埃，连根带叶的移植到中国来”，其结果必定失败。在他看来，“中国的民性是无政府无法律的，中国的地面辽阔，是不会有严格的统一的”。综合这些论述来看，无政府主义者对于“组织”问题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其一，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具有强权性质，是不自由的；其二，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方式不适合于中国的历史与国情。他们认为中国过去的历史乃是“无政府”，其未来也必定趋于“无政府”。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的言论，当时“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者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也正是在这种批判中更坚定地申明了他们自己的主张。1921年4月，《共产党》杂志上便有文章批驳无政府主义的不切实际，强调“我们并不是说无政府主义理想不好，只觉得他的玄虚已去西天阿弥陀佛不远了”。在作者看来，“权力集中”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我们若决心用革命的手段打倒资本阶级，非采用权力集中的战术从事阶级争斗不可；因为必须将劳动阶级权力集中起来，才免得中资本阶级各个击破的毒计。”李达在1921年5月的《无政府主义之解剖》一文中也指出：“一切无政府主义，对于人性的研究太乐观了，对于政治太悲观了。”在他看来，“一切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组织和各种制度，都是人类久远的历史集积而来的，并且受了合理的判断所指导、所开拓、所蓄积而成的。正所谓根深蒂固，决不是一人或数人的意见和感情表现所能颠覆所能绝灭的”。只有用“一种能够作战的新势力”，也即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改变政治组织的沉疴。在这一时期，周佛海也强烈批判所谓的“无政府党的人”，认为他们“不独反对有产阶级底政治，并且反对无产阶级底政治；不独反对过去、现在的一切政治，并且反对将来的一切政治；总而言之，他们根本地反对政治”。在他看来，无政府主义者拿着“无强权”的招牌，根本无法实现社会改造的目的。只有用“政治的力来强迫”，才能真正地改造社会。就此而言，“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批判无政府主义在“组织”问题上的浪漫性，另一方面则申明社会主义不仅具有改造社会的理想宏图，而且借助一种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它还具有明确的可实践性。

综合上述思想论战的情况来看，无政府主义者侧重“组织”观念理想层面的内涵，“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者则更侧重“组织”观念实践层面的内涵，双方的论述并不在同一个层面展开。若就近代中国的时代任务来看，“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者显然准确地应和了时代的发展走向。一方面，各种带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组织（包括工读互助团这种“小组织”）的失败，都印证了无政府主义在具体的实践中缺乏有效的执行能力，其主张自然也就无法维持，不久之后在公共舆论中便不再像五四学生运动后那样居于瞩目的位置，甚至在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中逐渐销声匿迹。另一方面，面对“一盘散沙”的近代中国社会状况，南北的分立、外敌的入侵、社会的总体贫困，一系列问题显然要求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进行社会改造与政治改造。正是在这场思想论战之后，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五四知识分子由理想走向现实，开始重新正视晚清以来中国便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历史时局。于此历史转折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观念因顺应时局而迅速崛起，展现了其作为新兴革命力量寻求政党建设与社会改造的能力。 

以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舆论宣传来看，这种新型的“组织”观念大致上包含以下三种特征：其一是权力集中；其二是强调领袖意志；其三则是建立广泛而严密的党支部。经历了晚清和五四时期的多次思想探索，此种新型“组织”观念的形成意味着其现代内涵的基本定型。首先，它扭转了晚清兴起的指向生物学与社会进化论的“组织”观念，“组织”观念的政治学内涵由此形成。其次，“组织”观念也由晚清以来指向笼统意义上的“国家”开始转向五四后兴起的社会主义政党。最后，颇为重要的是，五四时期那种无政府主义式的、强调自由与互助的“组织”观念正式退场，取而代之的则是强调严格纪律性的“组织”观念。在此种新型“组织”观念形成的过程中，俄国和日本的思想资源是不容忽视的。不过，就近代中国人对于“组织”观念的探索历程来看，外部思想资源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则是晚清以来中国人对“一盘散沙”与内忧外患的传统社会进行快速整合的时代关切。20世纪20年代新型“组织”观念的形成，构成了这种持续性时代关切的关键一环。

就“组织”观念的历史演变来看，上世纪20年代可谓是“组织时代”的开端，意味着一个不同于五四学生运动后“小组织”盛行的时代的来临。对于这种时代氛围的变化，历史的局中人并非毫无所知。1923年，范鸿劼在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便认为新文化运动虽然普遍地使青年觉醒，但是却也使青年因接受“个人主义、无治主义、自由主义”而陷于思想混乱的境地，让“天生性成无治主义的而又向无组织习惯的中国人，遂由思想解放声中而入于思想昏乱之域”。在他看来，五四青年的矛盾在于：“他们一方面需要组织，一方面却又忽视纪律；一方面承认组织集中，一方面却又高唱个人自由而藐视领袖。”他指出，在新的时代氛围下，“无组织完善、纪律森严的革命党，不能领导这样伟大的民族革命；无伟大的领袖，又哪能领帅这样的政党”。另外，张太雷在1925年回顾五四运动时，也指出五四运动之所以“像散沙一样”没能持续下去，其原因除了领导这场运动的主体主要是没有独立经济地位的学生群体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五四运动没有组织，没有组织的意思就是没有政党领袖，一个群众运动没有有主义的政党领袖，它既不能走入正轨，亦更不能继续发展”。无论是范鸿劼，还是张太雷，他们的言论都反映了五四时代已然过去，一个崭新的“组织时代”已悄然来临。

结 语

社会学家潘光旦曾指出：“中国民族在社会生活方面所表现的病象不止一二端，而最关重要的自莫过于组织的缺乏。”若以近代中国的“组织”观念来看，这种“组织的缺乏”既是名义上的缺乏，又是实质上的缺乏。就前者而言，传统中国虽然具有“组织”一词，但其现代含义却是在晚清之后逐步确立起来的；就后者而言，近代中国“一盘散沙”的社会状况显示了“组织”的缺失，建立“组织”的过程则伴随着对于社会改造的思想探索历程。五四知识分子最初试图构想一种带有浓郁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小组织”方案，以自下而上、由微而著地改造中国社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小组织”的构想便失败了，相伴而来的则是“以俄为师”的中国人所构想的一种强调严格纪律性的“组织”观念。这种“组织”观念的兴起，意味着名义与实质上的“组织的缺乏”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曾经为人所诟病的“组织”问题，反倒成了解释近代中国革命与建设走向成功的利器。

对于新型“组织”观念的兴起，我们固然可以仅仅聚焦于上世纪20年代的思想巨变，但将研究视野上溯至晚清和五四时期，其实便可进一步理解其所促成的历史转折性意义。“组织”从无到有的转变，构成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到现代转型过程中最为显著的变化之一。20世纪20年代新型“组织”观念的形成，乃是晚清以来知识分子对“组织”观念不断探索的关键环节，具有思想史内在脉络的合理性，反映了近代中国人对“一盘散沙”的社会结构进行全盘变革的持续性时代关切。在内忧外患的时局面前，“组织”观念犹如一把密钥，帮助近代中国人实现了改造社会、救亡图存的时代任务。它一方面撬动了遍布“沉疴宿疾”的近代中国社会，另一方面也锻造了近代中国人的心灵与思想，改变了他们对于国家、社会、家庭与自我的认知。就此而言，“组织”既有“硬”的一面，也有“软”的一面。前者紧密联系着政治制度建设的历史过程，后者则是理解近代中国人心灵与思想世界演变不容忽视的面向之一。本文对于“组织”观念从无到有的历程的探讨，显然只是这个宏大主题的冰山一角，其更为深刻而细腻的部分有待进一步挖掘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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